专访“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中国最大的公益是救命
他被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二十载孤军深入从事揭黑调查报道，曾有恐吓者扬言，用五百万招买他的项上人头。他又被认为是最清贫的记者，连续八个月无任何收入，只盼用笔尖冒死为民请命，曾有数篇重大新闻报道，获国务院两任总理直接批示。
将心比心，把人当人，投身公益，信仰人道，他倾尽全力挽救六百万身处遗忘边缘的尘肺病人，在他看来一切只是换了个战场。
大爱清尘公益项目，从艰难起步到渐获认可，面对眼前痛苦与绝望，他依然呼喊那句悲壮的口号，能帮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是一个。
公益先锋：王克勤 【进入专题】
【采访实录】
凤凰公益：当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爱莫能助时，那种拒绝对自己是很沉的心理负担，为何还要强求这种敏锐的痛感？
王克勤：我现在到今天为止还有大量的追求公平正义的苦主们，到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已经不在媒体行业，已经从媒体下岗了，当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救的，倾听并安慰，为什么，我自己曾经做过上访者，在2001年的时候，我当年在甘肃因为做一系列的报道，而后被一个莫名的理由开除公职，我就觉得我冤透了，我上访，好多人说为什么不走合法的程序，合法的很多程序是走不通的，就像很多人有大量的访民，按道理来讲，在司法独立的国家，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去找法律，用法律去裁办，问题我们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所以只能仰仗于最高行政权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凤凰公益：作为一个新闻人和公益人，在角色上有什么相同和有什么不同？
王克勤：过去20年做调查记者，是为了遏制伤害，遏制犯罪。今天做公益是为了基于人道的考量，捍卫每一个生命。因此，新闻生涯和这两三年来做的公益事业，自始至终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捍卫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只是换了个战场而已。 凤凰公益：作为调查记者，20余年您追逐真相，但似乎真相这个词在当下被媒体滥用了。当一个人在自我标榜真相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其它事实的真实性，甚至容易做为在观点上排除异己的正当理由，您如何评价？
王克勤：记者追求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而追求真相，不要把手段当成目标，手段永远是手段，刀永远是工具，要为目标服务，要为你的理念服务。大家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人掉进水里，王老师你是去救人，还是去拍照？我说我去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的时候我才是人，这是一个常识，然后我的人生选择了一个谋生的职业、行当，这个行当叫记者。
第二我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仅拥有公民的权力，公民也当履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公民责任你就要有明确的概念，当看到另一个公民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也有责任和义务施以援手，这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公民责任和义务亦然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人道是人类的基础常识。你不能看着另一个生命被涂炭或者一个人掉进水缸里，你举手之劳就可以救他人水火之中。 凤凰公益：20年新闻生涯不断接触社会阴暗面，看到底层疾苦，容易产生压抑和焦虑，有过这样的内心挣扎吗？凭借什么依然相信希望和美好？
王克勤：在痛苦中发现希望，这是我这些年很深的体验。 凤凰公益：怎么解释？
王克勤：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像中国这些年面对的一系列的拆迁问题、征地一系列的冲突，发生过一系列悲惨的故事。这几个悲惨的故事当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说明遭遇这些故事的人已经开始觉醒或部分觉醒，他们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他们开始要呐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找记者，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争取可能的权利，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好多人说你们是大公无私的一批人，我说这话错了，我们不是雷锋，我们就是志愿者，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们做这些事情牙根就不是大公无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为了自己的内心才持续前行。 凤凰公益：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公益，无论之前还是现在，甘于清贫都是您的标签，以您的资历和影响力，完全能在市场化媒体或企业公益中寻得归宿，并获得物质补充，为什么不为所动，是有意保持距离吗？
王克勤：我并没有刻意要保持清贫这样一个姿态，说个实在话，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分层次递进的需求，我也想有好的吃穿住行的生活保障，给自己家人，给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心理。但是很多人很多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要有自己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原则性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坚守。2001年底2011年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而这个10年是我被业界称之为最清贫的10年，我觉得好多人都在问，说是《中国经济日报》，你当时10年时间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
我刚到《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工资是1000块钱，2002年。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公司是1700。也就是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是2011年的年底。印象最深是2007年冬天大概11月份，有一天早上我起来一摸腰兜里总共大概是8块钱，当天晚上有人就送来10万人民币。 凤凰公益：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公益，无论之前还是现在，甘于清贫都是您的标签，以您的资历和影响力，完全能在市场化媒体或企业公益中寻得归宿，并获得物质补充，为什么不为所动，是有意保持距离吗？
王克勤：我并没有刻意要保持清贫这样一个姿态，说个实在话，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分层次递进的需求，我也想有好的吃穿住行的生活保障，给自己家人，给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心理。但是很多人很多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要有自己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原则性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坚守。2001年底2011年差不多是10年的时间。而这个10年是我被业界称之为最清贫的10年，我觉得好多人都在问，说是《中国经济日报》，你当时10年时间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
我刚到《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工资是1000块钱，2002年。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基本公司是1700。也就是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是2011年的年底。印象最深是2007年冬天大概11月份，有一天早上我起来一摸腰兜里总共大概是8块钱，当天晚上有人就送来10万人民币。 凤凰公益：用什么来抵抗这样的诱惑，坚持的是什么？
王克勤：我在做监督的过程中，我得罪了很多的人，你明白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被你监督或者被送进监狱的任何的一个人，可能都会伺机致你于死地，你不能给别人创造这个机会，作为监督的人，尤其长期作为监督的人，你必须给自己在道德层面有圣女一样的要求，你才有战斗力，才能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觉得人怎么看待人生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多人也很失败，我的一些同学，尤其是我当年初中和高中的一些同学，他们就用一种非常世俗的概念来看待人生。
我儿子认为我很成功，我父亲认为我很成功，虽然我给他们创造财富，自己还局促在北京，我儿子曾经对我的点评是我爸爸比一个省委书记要成功的多，我觉得就足以了，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人生的收获是两个层面收获，一个是物质层面收获，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收获，精神层面和灵魂这样的一个快乐感觉的收获，拿钱买不来才是最具珍贵的。
我觉得我父亲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他是乡村教师。严格的讲这种“士”的精神在他身上，应该是比较经典的。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又不断地灌输给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他说工作上要向好的看齐，生活上要向差的看齐，这不仅仅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的，这些年老爷子还跟我这样讲。
我老婆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经典的，我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本来要在北京的土桥那边买房子，那时候房子挺便宜的。然后后来好多朋友来帮我，等于大家借款给我买房子，我当时就表态我说赶紧买房子。然后我老婆回家以后坚决不同意，我说为啥？我们借了钱，然后再还账不就行了吗？
她说，当你背上债之后，眼睛睁开，钱是出现你在眼前的一个字，因此只要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你将会把钱作为你日常生活考量的第一要素，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你的特立独行，就没有办法能够坚守你的原则。
严格的讲2001年我在甘肃的时候，在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的整个坚守这一块并不是今天这样做的，当时参加什么新闻发布会，去拿车马费对我来讲很开心。 凤凰公益：您也拿过车马费？
王克勤：拿过，我公开承认，拿土特产品，拿过，这是在2001年我在甘肃地方做记者时这样子，人都要真诚的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