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纪事

争子

                           童年纪事

       流年似水，带走了我们的幼稚，光阴，朝着远方逝去，留在身后的是一串串走过的脚步，循着昨日，沉积下来的日子，舒展双臂，拥抱着似水流年。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不管走到人生的那个段落，关于童年的记忆总是鲜活的，就像是孩子们做的一幅画，简约、明快。儿时，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藏在里面记忆太多太多了，可以编出一个美丽的相册，里面承载着我们成长的乐趣，幼稚的话语，顽皮的笑脸，期待的眼神……
                  

                                                                                      瞎叔
   
   瞎叔并不瞎，听母亲讲，他一出生右眼就瘪着。
    瞎叔是我们本家的人，身材瘦小，面容较丑；瞎叔头脑聪明，心灵手巧。他干力气活不行，但是技术性农活呱呱叫。
      我记事的时候，瞎叔就是公社有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他经常写一些介绍那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发生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稿子。村里的乡亲们都开玩笑说瞎叔会造谣，睁着一只眼睛说瞎话。他也不恼，掏出用稿费买的九分钱一盒的“生产”牌香烟，每人扔上一支，人们就只有羡慕的份了。记得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县里广为流传，我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蝎子尾巴黄蜂针，……”。
       瞎叔还写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当村里有人家要娶媳妇，他就成了最忙的人。坐在正房里的八仙桌旁，先吸上一支烟，再喝上一口浓浓的茶水，沉思片刻，然后拿起毛笔在红纸上写出背的滚瓜烂熟的喜联。有时即兴口拈一联，诙谐幽默紧扣主题，把人们逗的捧腹大笑。给婚礼增添了不少喜气。这时的瞎叔，威风凛凛。
       瞎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手工制作。每年的春节到正月十五元宵灯节，他的家就热闹起来。大人们来拿春联，小孩子们则来看瞎叔制作灯笼。瞎叔将早已准备好的秫秸秆最上端的光滑部分，用小刀削、刮、切，再用我们这里山上特有的“黄街”草烤后，拿竹签插成各种形状的有轮子小汽车、小鱼骨架。最后，糊上彩纸，添画几笔，一只只漂亮的灯笼就做好了。能够得到灯笼的只有我们这些本家的孩子。到了晚上，我们在汽车和鱼的灯笼里点上蜡烛，在大街上拉着跑来跑去，村里的其他孩子，只有羡慕的份。
    几十年来，孩子们一拨一拨长大，又一拨一拨出生，孩子们的称呼，由瞎叔改称瞎爷爷。
       瞎叔家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但他是乐观的。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瞎叔因脑溢血去世，终年63岁

争子

     疯婆婆
   
    疯婆婆，她早年丧夫。按辈分我喊她奶奶。其实她不是真的疯，是因为她性格活泼开朗。说话高声大气，做事风风火火，还能徒手爬到高高的榆树上撸榆钱、爬到枣树上摘枣吃……。我们喊她疯婆婆，她并不气恼，反而哈哈大笑。
       疯婆婆有个小儿子叫小泉子，只比我大三岁。小泉哥在疯婶的影响下，干什么都比我强。无论是打草、挖野菜、爬树，还是下河游泳、摸鱼、去三爷爷的瓜园偷甜瓜吃，样样擅长。
       小泉哥最让我佩服的是下河摸鱼。每次小泉哥摸来小鲢子、小鲫鱼，疯婶就马上剖洗干净，用盐淹一下，裹上一点面糊放到油锅里炸。然后每个本家送上一小盘，让孩子们解解馋。在那个困难的年月，有这种美味可享，是很难得的。不过那时我们感到奇怪，疯婶说她不爱吃鱼。
       疯婆婆家还经常蒸榆钱窝窝头，香甜爽口。那是用她爬到高高的榆树上一把一把的撸来的榆钱掺到玉米面子里做的，味道美极了。在那个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的年代，疯婶用她的勤劳智慧给我童年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乐。
        后来，小泉哥投亲戚下了关东，疯婆婆只好自己过，但她依然健康乐嗬，但后来她双眼患上了眼疾，由于无钱医治，不几年功夫就双眼失明了。于是每日里只好在村里讨口剩饭为生，时间一长，村民们有同情变为了反感。孩子们恩更是那她当儿戏，不是把她身边的盲棍偷偷地拿掉，就是用野草编制的帽子冷不丁地给她戴在头上，以换取周围人们的哈哈大笑。再后来，在一个寒冬的夜里，因取火生暖，不甚引着了草房，活活地被烧死了！

争子

                                                傻哥

我们这一带，哥哥不叫哥哥，都喊成“锅锅”（谐音）。

“傻哥”的乳名就叫傻子，也不知他父母当时怎么想的，竟给自己的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搞的全村人，妇孺老幼见面后都喜欢喊他一声“傻锅”，以至于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名——贾元西。

其实，这也不难怪，在上上辈们那个封建封闭的年代，没有文化的山村父辈们，给子孙起乳名时都喜欢随手拈   来，看到什么起什么，想什么狗剩啊，木墩啊。记得小时候我们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突发奇想，把全村人的乳名想尽一切办法搜集起来，看了后特别有趣：什么马屎子、羊栏子、叉子、桌子、椅子、盅子，五花八门，甚是可乐！更让我们称奇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竟都有人叫，而且三、四、五还有好几个是重名的！

再说“傻锅”，他长的细高挑，但却很有一把子力气，村里人不管是春种秋收还是盖房砌堰，每每都落不下他。有时候主家没有去请他，他也会不请自到，干起活来也从不偷奸磨滑，毫不吝啬力气，而工钱不收分文（我们山村里叫帮工，不行收费的），只是要一包廉价的烟卷而已。

“傻锅”终生未娶，父母去世后自己一直住在哪两间破草房里，家里没什么家具，连照明电都没安。记得上世纪一九九一年，村里开始通上了电，政府想给他免费接通照明电，可“傻锅”死活不干，说那玩意太危险，俺可不弄，还是点盏小某油灯放心！硬生生地给回绝了。为此，有村民打趣道：“傻锅，真是个傻锅，他爹娘没给他起错名啊！”

二零零六年，年逾七旬的“傻锅”身体明显的衰弱了。走两步道就大口的喘，到村卫生室就医，村大夫建议他去市里大医院查查，可他嫌花钱不去。给他输液，也嫌贵，大夫只好给他开了点消炎平喘的药了事。这年夏天，政府有把他住的房子列为了危房改造房，给他返修了破草房，换掉了那老式门窗，安上了明净瓦亮的玻璃，房顶的红瓦代替了那烂熏熏的杂草。可好景不长，就在那年的腊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村支书和往年一样，列行公式地去给他送过年慰问金时，发现他倒在床沿下，身边有一摊早已凝固的血迹，早已绝气身亡了！

后来再给他清理遗物时，竟在一个盛满小麦的斗盆里发现一个小铁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塌人民币，在村委的监视下，一清点，有3200元！唉，傻锅，你真是傻到家了，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有病也不看，这不，撇下这些钱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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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院屋子

    除去那些庄稼陪伴，场院屋子几乎是孤零零地矗立在村外的洼里。
    收获季节，这里车水马龙。场院里堆满了金黄的玉米、谷子，或者小麦、豆子。牲畜拉着碌碡，在这些成熟的庄稼穗子上反复碾压，直到他们脱去外衣，露出饱满的肉体。选择一个阳光明媚、有风的好天气，那些庄稼好手们抄起木锨，迎着风，把庄稼粒子高高扬起，秕子被风剥离到一边。
    粮食晒好以后，就是分配的时刻。农户们推着独轮车，背着口袋，站在磅秤前耐心等待。轮到你的时候，会计会高喊着你的名字，一份收成会闪着金光，缓缓流进你喜悦的目光里。
    场院屋子静静地望着这一切。
    场院屋子里居住着看场人。他们通常是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晚上，他们点一盏马蹄灯，下下象棋，或者搬一台半导体，坐在场院里听听评书或天气预报。偶尔有淘气的孩子去偷把麦子或者拿块地瓜，看场人会假装很生气地招呼几声，然后把孩子吓走。
    农闲季节，这里成了虫子的栖居地。当然，这里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他们打猪草累了，就会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场院就派上了用场。孩子们也会铺上一把干草，坐在场院屋子里乘凉。
    场院屋子也是一个收容无家可归的人的场所。特别是在冬季，下雪之后，天气寒冷，那些讨饭的乞丐，或者精神病人，就会住进场院屋子里，他们会在地上铺一床破被，或者找些草铺在身下。好心的乡亲们会跑出里把路，用手巾包着，把热饭端给他们。就这样，他们作短暂的栖息，明天还要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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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处

       饲养处，是集体时生产队里饲养牲口的地方。七八间土屋里，住着饲养员。饲养员通常由五保户的老人担任，他们白天不用下地劳动，饲养牲口，是他们唯一的职业。
    饲养处常常占地好几亩，除去饲养牲口，还要堆放喂养牲口的草料。
    饲养处也是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春夏，或者秋天的晚上，我们会聚集在饲养处里，玩捉迷藏或者摔跤的游戏。到了冬天，小伙伴们会挤到饲养员发烫的火炕上，竖直一双双小耳朵，听饲养员爷爷拉呱（讲故事的俗称）。农村的启蒙教育常常是从这里开始的。
    饲养员都是些做事认真的人，他们对待集体的牲口，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从不屈着、冤着。他们夜里要起来好几次，给牲口上料。牲口的料，多数是用铡刀铡碎的庄稼秸秆。对那些快生育的牲口，或者干活比较累的骡马和驴子，也会在草料里加些粮食，这样，牲口才会上膘。
    我村的一个生产队，有位饲养员对牲口特别上心。一个夏天，夜里起来，他发现蚊虫特别多，便把自己的蚊帐摘下来，给一匹刚生过犊子的驴挂上。这件事被村里的宣传队编成吕剧传唱。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唱词：“渔湾大队贾大爷，爱护牲口像养娃，半夜给驴挂蚊帐哎，哎嗨吆。”
    生产责任制以后，饲养处不复存在，成为遗迹。但孩提时在这里享用的温暖，仍将在我的血脉里延续下去。

争子

麻湾

     在我们村的中心，有一座水湾——麻湾。水湾里蓄满了水。这些水都是下雨时积攒的雨水。只有天气特别旱的时候，水湾里才会干枯，经太阳暴晒，露出一道道裂缝。
    你千万别小看水湾的用处。男人们盖屋垒墙，要在这里取水。女人们要在这里洗衣服。那些孩子们呢，水湾对他们的诱惑就更大了。夏天，他们会光着屁股，跳进水湾里洗澡、摸鱼。冬天，他们在上面溜冰。这是天然的溜冰场。穿着布鞋，远远地撤好杠，飞快地跑向前去，双脚并在一起，飞速滑动。
    在开春或者夏天，小伙伴们会聚集在水湾的边上，他们挖掉浮泥，下去一巴掌深，就会看见浅红色的果子泥。他们用剜菜刀子深挖一块果子泥，找一块硬地面，像女人和面一样，反复摔打、揉捏，生涩的果子泥渐渐熟透。这时候，果子泥的用场就大了。可以摔“凹屋”，就是用一块泥巴，蒸成一个碗的形状，底面越薄越好。为了取得好效果，小伙伴们常常把唾液吐在“凹屋”的底面上，用手指反复磨搓，直到磨搓得像一张纸一样薄。然后，口朝下，朝地面用力摔下去，最终，谁底面爆裂的口子大，谁就算赢了。
    果子泥还是刻火烧模的好材料。用一块摔熟的果子泥，贴在从货郎那里换来的火烧模上，然后用手指轻轻摁一圈，新的火烧模就做成了。做成后，可以放在窗台上晒，也可以裹上一只旧鞋子，放到灶火里烧制。然后，让别的小伙伴们用柴火来换，一般一把柴火换一个。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家乡的水湾，就是他们生活的大海。他们就是从这里扬帆起航的。

争子

                货郎车

     走村串乡的货郎，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胸前飘着花白的胡须，腰里别着一把货郎鼓，货郎与他的独轮车来到小村的胡同里。停下车子，货郎掏出货郎鼓，在手里熟练地摇着，摇出清脆的音韵。那熟透了的乡音也响彻起来：“拿破铺衬烂套子，小孩子不带的破帽子，来换针头线脑来！”
    妇女们、孩子们从家家户户跑出来。他们像欢迎老伙计一般，迎接货郎的光临。在他们看来，货郎车就是他们崭新的世界。头绳、丝巾、针头线脑、火烧模，让他们爱不释手。他们用梳头梳下来的头发，或者碎铁烂铜、牲畜的骨头，把那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换回家去。这时候，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货郎车上发出的叮当声更加清脆悦耳。

　            

争子

                                  茅根儿

　　　　 在家乡的田边，沟渠，处处长满了大片大片的荻草。春风初至的时候，枯死了一冬的荻草开始苏醒，干黄狭长的草芯中开始长出一根嫩绿的芽苞。剥开芽苞柔嫩的皮，便露出里面乳白色未成型的穗絮。把它放在嘴里咀嚼，便会有一股清甜的、带着嫩草芽味的汁水，满口生津。我们老家管这种荻草的芽苞叫“菇荻”。不知道为什么会给它取这么个名字，只记得每到这个季节，我们这些憋了一冬的孩子们便开始三五成群的奔向田野。蹲在地上，先剥开荻草那早已干枯的叶茎，娇嫩碧绿的“菇荻”便露了出来。这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的把它拔出来，用力太大则会拔断。那时我们都是拔“菇荻”的高手，往往用不了多长时间，口袋里就满满的了。带回去，几个伙伴在平地画几根线，一边玩一种“跳房子”的游戏，一边不时的从衣袋里抽出一根，剥开放在口中，像泡泡糖一样嚼着……到后来，忘记了是那个同伴发明了一种拔菇荻更快的方法——烧荒。从家里偷出火柴，点着那连成片的荻草，焦枯的荻草顺着风瞬间烧烬，只剩下一根根绿色的菇荻竖在未燃尽的草茬上。这时候，只管尽情的拔就是了，一会儿功夫就是一大把。但后来烧荻草的火引燃了大人堆放的柴垛，挨了几次骂后,我们没敢再用。
    "菇荻”可以吃也就那么短短的数天时间，很快，里面的乳白的絮开始破芽而出，变成灰灰的颜色，一穗穗的，狗尾草般在风中飘摇。这时候，春耕开始了。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还没有机械。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前面牵着牛慢慢的走，扶手人在后面扶着犁，犁过之处便是湿润润的新翻起的土地。每每此时，我便跟在后面从翻起的土中找一种茅草的根，这种根肥肥白白的，饮料管一般粗细，有着甘蔗般的节。把茅根儿在土中拽出，拿到河边洗净，折成一段段的便可以放在嘴里大嚼，茅根儿有着比甘蔗还要清甜的汁水，带着丝丝春天泥土特有的芬芳，那种滋味，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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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钱儿  槐花儿　　

    家乡有很多的榆树，这种树在发芽抽叶之前会结出一串串的榆钱儿。刚长出的榆钱儿嫩嫩的黄绿色，极像一朵朵重瓣的梅花密密匝匝的挤在榆树的枝条上。拽住一个小枝，手顺着一撸，便是满满的一把。生吃，清香嫩甜。做成榆钱儿饼更是难得的美味。很多时候，我和邻居大姐姐大哥哥们抱着奶奶盛干粮的篮子子出门，找一棵低矮的榆树下手，大哥哥用力拽着树枝，我捧着篮子接着，则迅速的往下撸那嫩嫩的榆钱儿。一会儿，篮子满了，捧回家，妈妈把榆钱洗净，洒点盐巴，和上玉米面做成一个圆圆厚厚的榆钱儿饼，放在锅里小火慢慢的烙。奶奶烙的榆钱儿饼可真叫香！两面焦黄酥脆，里面的榆钱儿软嫩清香，还带着玉米面特有的丝丝甜味……那时我就想着要是榆树天天长榆钱儿多好！然而，榆钱儿很快就由黄绿变成干干的黄白色，此时便不能再吃了。我们只有眼巴地看着它干枯、飘落，然后长出碧绿的榆叶。此时，心里便只有巴望下一步的槐花了。
     然而，槐花却似乎总是姗姗来迟，临近阳历五月，槐树才开始结花苞，我们这些孩子们便和商量好了似的开始准备长棍竿子，竿一头绑上用硬铁丝弯成的钩子，因为家乡的槐树都很高，且长满尖尖的棘刺，没有这种工具是很难吃到香甜的槐花的。终于，槐花开了，白白耀眼，一串串挂在青绿的槐叶间，,煞是好看！我们便拿着早准备好的竹竿来到树下，对准一穗槐花密集的小枝，勾住、用力一拧，枝便断了，白花花的一束落下来，抱回家，小姑娘们还边吃边拿着好看的槐花挂在辫子上、衣服上嬉闹……槐花的味道吃起来甜丝丝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扑鼻香气。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把槐花一穗穗的用细线捆起来挂在墙上，整个屋子便会被一种淡淡的槐香充溢着……

争子

                          花生米

花生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是种贵重的物品。一到秋后，母亲总把分来的不多的花生剥好后晒干了收藏，一些换油，还留一点到过年来客人时做菜吃。在母亲剥花生时偶尔送到我嘴里几粒瘪花生仁时，我就已经尝到了它馥郁的浓香。八岁那年的一天，放学后没多久，母亲收工回到家开始做饭。没等晚饭做好，母亲就怒气冲冲地拿着家里的烧火棍，把我们兄弟二人喝到一块，首先喝令我们跪下。烧火棍杵在我们的头前，质问我们：“你们俩说说，谁把花生洒在水里了？咱们还拿什么换油吃？”我这才知道，母亲晒了一篦子的花生都泡在了旁边的水缸里。可是早上上学时它还乖乖的放在水缸斜上方的台子上，我只是偷偷地抓了一把，它怎么会掉进水缸里呢，肯定不会是我。兄弟二人都没有吭声的。母亲更加愤怒起来，烧火棍开始轮番落在我和弟弟身上，母亲第一次和我们动怒，如同发了怒的孙二娘，我怕极了。支吾着说：“我早上是拿了几粒，可我没有把它们扔水里呀。”母亲的棍棒再一次落在我的身上，也许，她已经认定我就是那个做坏事的孩子。尽管我哭破了嗓子，一再争辩我没有，还是没有免除母亲的严惩。到夜里我就发起烧来，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着：“不是我干的。”几天后，弟弟才告诉母亲，缸里的花生是他抓花生时，不小心弄翻了篦子掉进水缸里的。然而母亲怒气已过，再加上我生病，没有再深究弟弟。只可怜了我这个替罪羔羊，还好换来一碗挂面和一个荷包蛋。